美国为何放弃了经济学家
美国两大政党至少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他们已经不太需要经济学家了。
拜登总统无视经济学家对通胀风险的警告；特朗普总统则直接否定了经济学家反对关税的论证。如今，民主党内部的新生力量开始支持价格管制，尽管两党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价格管制往往适得其反。
更广泛地说，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正在政治精英中失宠。右派拥抱了特朗普的零和世界观，对专业知识本身失去了信任；不少进步派则拒绝了经济学家对“权衡取舍”和“政策干预的意外后果”的基本关注。两边都对自由市场抱持悲观态度。
这与过去几十年的美国政策制定形成了鲜明对比。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在专家群体中享有一种特殊地位，被视为智慧与技术官僚能力的象征，他们的建议被认为比意识形态人物或赤裸裸的利益集团更“超然”“理性”。
经济学家曾是“增长的导师”。当然，他们并非总是被采纳，但普遍的看法是：如果一位总统想要一个强劲的经济，就应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但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正如埃兹拉·克莱因所写，在拜登政府中，经济学家的影响力“明显下降”，政府转而更多依赖精英律师、行动派人士以及非营利组织提供专业意见。而特朗普对经济学家的建议同样兴趣寥寥——他对经济运行自有一套理解，并且更相信自己的直觉。
经济学家从神坛跌落，原因一部分是个人层面的：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都不喜欢高深的学术争论（这与奥巴马和克林顿形成对比）。一部分是政治联盟的变化：推崇自由市场的共和党建制派在特朗普崛起后被彻底冲击；民主党则接纳了不断壮大的进步派阵营，而后者将克林顿和奥巴马时期的种种失望归咎于新自由主义。还有一些原因可能是结构性的，与经济、政治或信息环境的宏观变化有关。
“我认为这和左右两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有关，”曾为小布什政府提供咨询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格雷格·曼昆对我说，“两边都对来自中右翼和中左翼的传统经济观点抱有怀疑。”
“拜登和特朗普在拒绝那种认真对待权衡取舍的技术官僚式治理上，其实有不少共同点，”曾为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服务的哈佛经济学家杰森·弗曼说，“说实话，我常常对这种走向感到沮丧。”
经济学家为自身影响力下降而哀叹，并不令人意外。但问题仍然存在：一个将经济学家边缘化的政治体系，真的还能提供繁荣、增长的经济吗？
到目前为止，结果并不乐观。拜登任内，由于通胀冲击，其经济信心指数急剧转负，直接拖累了他的总统任期，并重创了民主党在2024年的选情。特朗普回归后，经济信心依然低迷，原本是他最大政治优势的“经济”，反而成了最大弱点。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即便你认为主流经济学家在过去几十年里犯了不少错误，但他们那套评估激励、分析市场行为的基本工具，对设计真正有效的政策仍然至关重要。将经济分析排除在外，实际上意味着政策更容易被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主导，结果往往是设计糟糕、既难以改善民生，也无法带来所需的增长。
昨日的世界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以及21世纪初，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几乎渗透到政策制定的各个角落。
不同时期、不同执政党主导的经济思想各异——从主张放任市场的保守派，到凯恩斯主义干预论者，再到希望削减部分干预的新自由主义者。但无论哪个政府，只要经济学家看起来能提供解决问题的专业能力，政治人物就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
尤其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学家的地位水涨船高。他们为摆脱上世纪70年代经济困境提出的建议——通过加息抑制通胀，然后让政府退场、让市场发挥作用——在80、90年代经济繁荣的背景下，似乎得到了验证。
尽管两党阵营的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共享一套分析工具和核心理念：支持自由贸易、对工会持怀疑态度、认为政府干预市场往往适得其反、担心社会项目扭曲激励机制、惧怕巨额赤字、害怕通胀卷土重来。这便是“新自由主义共识”。
当然，也不应夸大当年经济学家的影响力——政治人物经常无视他们的建议，个别经济学家若想留在决策圈内，也不能偏离本党路线太远。
但他们确实重要。由格林斯潘、伯南克等顶尖经济学家领导的美联储，几乎成了事实上的“第四权力部门”，并享有媒体的高度赞誉；总统干预其运作被视为不可接受。
在国会，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模型被视为评估新法案经济影响的关键依据。“CBO在这里就是上帝，因为政策的生死取决于它的结论，”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在2006年这样说。
在教育、医疗、环保监管等众多议题上，经济学家那套技术性分析和建模，逐渐成为政策辩论的核心。
人们常说，大衰退终结了这一时代，摧毁了人们对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的信心。但在实践中，奥巴马政府仍然延续了这种技术官僚式的新自由主义传统。奥巴马认为，有必要倾听他所认为的“最聪明的经济学家”，比如拉里·萨默斯。与此同时，2012年的罗姆尼—瑞安共和党阵营仍在热情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真正的断裂，发生在之后——特朗普和拜登执政时期。
共和党与经济学家的决裂
对共和党而言，原因很简单：特朗普。
他以“局外人”的姿态接管了党内权力，击碎了崇尚自由市场的建制派。特朗普虽然在意市场反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听取金融界的建议，但他对经济学家的忠告兴趣不大，除非这些话正好符合他的心意。
特朗普带着自己对经济如何运转的直觉和信念入主白宫，这些观念源自他在商业和房地产领域的经历。他的世界观本质上是零和的。他拒绝经济学家关于“更多移民、更自由贸易可以把经济蛋糕做大”的看法，而是执着于“谁赢谁输、谁分得更多”。此外，他对个人权力的追求，也与经济学家——尤其是本党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的怀疑和“市场更懂行”的信念相冲突。
移民议题或许比经济本身更能解释特朗普最初在共和党选民中的崛起。但一旦他上位，就很明显：这些选民并不真正关心保守派精英的自由市场共识。凭借对选民的牢牢掌控，特朗普主导共和党已近十年，旧有的经济保守主义机构要么边缘化，要么被迫调整以适应他的世界观。
这场决裂是双向的。共和党原有的经济学建制派中，有不少人像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一样，在个人风格和政策立场上都对特朗普感到反感。“尽管我常被视为右派，但我觉得自己和民主党的杰森·弗曼反而更接近，而不是和特朗普站在一起，”曼昆对我说。
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经济学家对他的反感更甚。
首先是关税议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税，会推高价格、压制经济活动；即便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可能有用，特朗普这种大范围、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也毫无道理，只会损害增长、抬高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
其次，是他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攻击——那是经济学家影响力的“堡垒”。特朗普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愿降息极为不满。出身金融界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也曾抱怨：“那边一堆博士，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简直像是给学术经济学家的全民基本收入。”
此外，本届政府还入股大型企业，并频繁以近乎腐败的方式向企业施压，引发经济学家对“裙带资本主义”的担忧。
公众对结果并不买账。今年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民调表现惨淡，选民对高物价怒火不减。但他并未提出真正的促增长方案，而是坚持“关税会一直持续，直到士气好转”。为了贸易战，他甚至多次劝选民“少点也行”，比如说：孩子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玩具娃娃吗？
民主党与经济学家的分道扬镳
民主党并没有经历一次把旧精英扫地出门的“局外人民粹接管”。相反，是民主党的精英阶层主动对经济学家失去了兴趣——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家的共识在实质和政治上都失败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把特朗普送上了台。
在许多左翼和进步派看来，问题显而易见：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掏空了中部地区；不平等失控，超级富豪攫取了增长成果的大头，大企业对美国社会生活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数百万美国人被止赎、失业所击倒，而制造危机的银行家却几乎毫发无损。新自由主义的腐烂早已积累多年，大衰退只是将其彻底暴露出来——而引路的，正是那些关系密切的精英经济学家。
这类批评在奥巴马执政后期逐渐壮大。伯尼·桑德斯竞选引发的热情，似乎证明这种批判背后存在民粹能量，民主党精英因此尝试加以吸纳。不过，也不能轻易断言公众普遍认为2010年代的经济是“地狱景象”。事实上，就在疫情前夕，盖洛普经济信心指数达到20年来高点，尽管上述问题依然存在。
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家把一切都搞砸了”的说法始终持怀疑态度。但也有人——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布拉德·德隆——认为，奥巴马团队确实在一个关键点上犯了错：大衰退后的复苏。他们过度担心并不存在的通胀和赤字问题，刺激力度不足，导致复苏乏力、选民不满。（但是否正是这种不满直接促成了特朗普的胜选，仍有争议；毕竟奥巴马在2016年时依然颇受欢迎。）
其他变化也在发挥作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削弱了“把关人”机制，使经济学家的知识不再稀缺。如今，一个聪明的网民也能获取数据、自行分析。弗曼回忆，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经济学家会筛选最新研究并提交给宣传团队；而在奥巴马时期，往往是宣传团队“先在推特上看到论文，再拿来问我们”。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民主党在许多议题上的思维明显左移。在“病毒式传播”的环境中，提供道德清晰度、明确反派的分析更容易胜出。进步派越来越不耐烦地对待经济学家的警告，认为他们过于倾向为不公正的现状辩护。
一个依赖精英律师和非营利组织的新“反建制”圈子逐渐成形，并在拜登政府中影响巨大。当然，拜登政府中也有经济学家，比如财政部长耶伦，但在实际决策中，她的角色相对被边缘化。政策往往由白宫顾问或独立机构负责人推动，其中一些是激进进步派，另一些则更关注国家安全或政治考量。
拜登本人对学术性的政策辩论并无兴趣，尤其是经济问题。一位前拜登政府官员告诉我，向总统提交“让他在不同方案中选择”的决策备忘录“极其罕见”；常态是顾问们先达成共识，再提交一份“联合建议备忘录”供他签字。
拜登上任之初，原计划推出1.3万亿美元刺激方案，但最终膨胀至近2万亿美元——据称是因为参议院民主党人的政策愿望清单加起来就是这个数。像萨默斯、弗曼这样的经济学家（当时已不在体制内）警告说，这规模过大，存在引发通胀的风险，但他们被忽视了。民主党人希望避免重蹈奥巴马时期“刺激不够”的覆辙。
结果是，这一次“狼”真的来了。需要说明的是，通胀主要源于全球性因素，而非单纯由拜登刺激政策引发，但他的政府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过慢，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通胀。
其他重要政策同样显得缺乏经济学考量。民主党的托育方案——一度是拜登立法议程的重点——存在明显设计缺陷，直到评论员马特·布鲁尼格提出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批评后，问题才受到关注。在气候政策上，弗曼表示，拜登团队“几乎无视那些有能力通过模型告诉他们如何用每一美元最大化减排效果的经济学家”。在边境政策上，倡导者同样很少考虑他们所设定的激励机制会吸引更多人入境。
经济学家是否将长期滞留在政策荒野？
对选民而言，所谓201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地狱”，与2020年代的“后新自由主义地狱”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民调显示，过去四年里，美国人对经济状况的厌恶程度前所未有。
但这并未促使任何一党重新张开双臂欢迎经济学家。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确定该如何解决2025年的美国经济问题，甚至不确定问题究竟是什么。
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推测，美国可能正进入一个“温和滞胀”时期——通胀与失业同时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界并没有共识该怎么做，”他说。降息可能加剧通胀，加息又可能引发衰退，“左右都是死路”。
伯克利的德隆则认为，拜登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经济成绩其实并不差：避免了长期衰退或缓慢复苏，通胀总体上也被工资增长部分抵消。“问题在于，选民根本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民调人员告诉我，人们反而会更愿意看到更高的失业率和更低的实际收入。他们对价格水平感到被背叛。于是我们只能挠头问：‘货币幻觉真的会影响幸福感吗？’”
不过，经济学家在“什么不该做”上仍有一定共识——那就是价格管制，他们普遍认为其后果往往适得其反。许多人更青睐所谓的“丰裕议程”，即通过增加住房、清洁能源等关键供给，减少程序和法律障碍，来缓解价格压力。
这一思路在中左翼政策圈中赢得了一批忠实拥趸，也得到部分政治人物支持，但在选举中，其号召力仍不如“限价”“降价”这些直观承诺——而这些承诺本身可能根本无法兑现。“人们希望价格回到过去的水平，但除非经历一场大衰退，否则这是不可能的，而那显然并不可取，”弗曼说。
其实经济学家的量化我反而觉得不是问题。问题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是：经济决策不能转化为政治动员能力。就你说了一大堆，但是打动不了民众，那你上不了台，你上不了台，你那些经济学理论都是白搭，先要赢，才有下一步，赢不了，一切白搭。
第二个是：大部分问题实际上已经讨论得很清楚。剩下的不是讨论问题而是选择问题。
第三个是：该做和能做是两码事我， 我发现很多经济学家把“该做”=“能做”，然后假定条件搁那念经，比如说看到中国搞产业政策，然后在美国也复刻一个----你没那条件你搁那念什么？你不能搞假定。